刘玉龙对大汉本土和海外省份的规划安排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明朝的“直隶”与“省份”并存的模式，只不过将这个体系的规模扩大了一个数量级。
明朝的南北直隶并不是两个省，因为当时并没有南北直隶...
甄全竹放下朱笔，指尖在黄绫圣旨上轻轻一叩，墨迹未干的“钦此”二字泛着幽微光泽。窗外暮色正沉，紫宸殿外青砖地面上斜斜拖着两道人影——一个是内阁次辅陈廷章，另一个是后军都督府左都督岳世忠。两人垂手而立，袍角被穿堂风掀起一角，却纹丝不动。
“圣旨拟得妥当？”刘玉龙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，并未起身，只将一卷摊开的《南洋诸国户籍实录》推至案沿。
陈廷章躬身向前半步：“已按陛下密谕，凡册封郡公者，皆不赐金印、不设仪仗、不许建王府，只授铜印一枚，印文曰‘顺化郡公之印’‘阿瓦郡公之印’……其余五国同例。另于圣旨末尾加注‘凡郡公所领民户，岁纳丁口簿于户部，丁口簿须列男女年齿、体貌、田亩、役籍四栏，不得隐匿一人一亩’。”
刘玉龙颔首，目光落在岳世忠脸上：“都督府可调出多少卫所屯田兵？”
“回陛下，”岳世忠声音低沉如铁，“自辽东至广东，共抽调三十六卫，计甲士十一万二千三百人，辅兵七万八千五百人，匠户一万九千六百户。其中广西左江、右江二卫已抵谅山，正沿红河向北安铺、清化一线布防；云南腾冲卫与永昌卫合兵八千，已入老挝北部琅勃拉邦谷地，焚毁暹罗所设‘双头象旗’七处，擒获暹罗派往老挝监政之僧官十二人，押解至昆明听勘。”
刘玉龙忽然抬眼：“那十二个僧官，可曾验过齿龄？”
“验过了。”岳世忠袖中取出薄册呈上，“最年长者五十七岁，最幼者二十九岁，皆具剃度牒文，颈后烙有‘暹罗王寺’火印，左耳垂穿三孔，系银环三枚——此为暹罗王族僧侣特有标记。臣已令医官以银针探其牙龈骨缝，齿根皆未松动，确系青壮。”
刘玉龙翻了两页，忽道：“传工部侍郎沈砚来。”
沈砚入殿时袍襟尚带泥星，靴底沾着未干的湄公河淤泥。他跪拜毕，未等开口，刘玉龙已指案上一幅新绘舆图：“你且说说，这湄公河下游三角洲，若以卫所为基点，每三十里设一屯堡，需筑几座？每堡配多少水车、多少铁铧犁、多少铸铁引水槽？”
沈砚俯首，声线平稳：“启禀陛下，湄公河下游自金边以下，分三支入海，河道纵横如网，沼泽绵延三百余里。臣遣工部匠师二十七人，携水准仪、测距绳、火药爆破图册，历时四月踏勘，绘得《扶南水利营建图》一卷。依图所示：若以金边为心，沿主河道及两大支流各设卫所十三处，共三十九堡；每堡须配龙骨水车十二架、曲柄铁铧犁四十八副、铸铁引水槽三百二十节，另需烧制陶管一万八千段，用于地下暗渠导排咸水。然……”
他顿了顿，抬头直视御座：“然此三十九堡，非为屯田而设。”
刘玉龙目光骤然锐利：“为何？”
“因每堡皆临土著聚落，堡墙高丈八，厚三尺，雉堞备弩机七具，堡内掘深井三口，井壁嵌铅板以防毒渗。堡门设铁闸双重，闸槽内置滑轮绞索，可由堡内二十人合力升降。堡外三里，遍植蒺藜藤、钩刺灌木，夜间悬油灯五十盏，灯油掺磷粉，遇湿气自燃。此非农堡，乃兵堡。”沈砚声音不高，却字字如钉，“臣斗胆直言——此非开垦之图，乃围猎之阵。”
殿内一时寂静。烛火噼啪一声爆开灯花，映得刘玉龙眉骨投下浓重阴影。他良久未语，只将手中《南洋诸国户籍实录》翻至越南一页，指尖停在“人口一千一百二十三万七千四百二十六”一行上，缓缓摩挲纸面，仿佛触碰的不是墨字，而是千万具尚未冷却的躯体。
“岳都督，”他终于开口，“你部在谅山，可曾见越南百姓如何耕作？”
岳世忠略怔，随即答：“臣亲巡三日，见其农人多赤足，持木耒翻土，牛力稀少，稻种散播于泥沼，收成仰赖天时。偶有铁镰，刃薄易卷，割稻须蹲身寸寸削断，一日不过刈半亩。”
“陈阁老，”刘玉龙转向陈廷章，“越南去年贡米多少石？”
“三十二万石。”陈廷章脱口而出，“比前年减七万石，奏称‘红河泛滥，稻瘟盛行’。”
刘玉龙冷笑一声：“红河去年水位，比嘉靖朝低三尺七寸。稻瘟？朕命太医院调阅二十年南洋疫病档册，越南境内近十年，无一例稻瘟报灾。倒是顺化府去年七月，有僧录司报‘佛前供灯油尽，夜半自熄三次’，当地父老谓‘天怒示警’。”
他霍然起身，玄色常服下摆扫过案角，震得墨池微漾：“越南人怕的不是红河，是铁轨。缅甸人怕的不是伊洛瓦底江，是昆明到仰光的火车鸣笛。暹罗人怕的不是湄公河，是曼谷港外停泊的‘镇海号’铁甲舰——那舰上三十二门炮口，正对着卧佛寺塔尖。”
他踱至窗前，推开雕花格扇。夜风涌入，吹动案上圣旨一角，露出“顺化郡公”四字。远处紫宸殿角楼飞檐下，一盏宫灯摇晃，光晕在青砖地上划出晃动的弧线，像一道未愈合的刀伤。
“沈侍郎，你造的堡，要能听见越南人的哭声。”刘玉龙背对众人，声音轻得几乎被风撕碎，“不是听见他们求饶的哭声，是听见他们孩子饿死前最后一声呜咽——那声音，得穿过堡墙，钻进每个汉军士卒耳朵里，让他夜里睁着眼想：我今日多犁一亩地，明日就少一个越南崽子抢我的饭。”
沈砚伏地，额头触砖：“臣……遵旨。”
“岳都督。”刘玉龙转身，“你即刻拟令：自今岁秋收起，越南所有卫所农场，稻种一律改用‘大汉一号’——此稻耐旱抗涝，亩产四石二斗，然需肥甚巨，一亩地须施人粪尿三百斤。另命户部调拨‘粪车’三千辆，每车配汉军士卒二人、越南民夫十人，每日自顺化、广南、河静三府城中收运秽物，运至卫所田埂。民夫若怠惰，粪车倾覆，即以‘妨害军屯’论，杖八十，充苦役三年。”
岳世忠抱拳：“诺！”
“陈阁老，”刘玉龙坐回御座，手指叩击案面，节奏如鼓点，“拟第二道旨：着越南郡公‘恭承天命，督理农桑’，令其每年春耕前，亲赴各卫所观礼，登高台诵《劝农训》，训词须含‘感天恩、谢王化、效忠勤、惜膏腴’八字。台下设‘感恩碑’，碑阴刻越南各府县历年灾荒、瘟疫、战乱死亡人数，逐年增刻，碑高不得逾三尺——此碑由郡公亲手奠基，每添一年数字，须亲执铁锤，敲击碑顶青铜钟三响。”
陈廷章袖中手指微颤，却垂眸应道：“臣拟旨。”
殿外忽闻急促脚步声，一名小黄门疾步趋入，跪呈密报：“启禀陛下，暹罗国王遣使，携金佛一尊、白象两头、珊瑚树三株，已于午门外候宣。使者言，暹罗愿献‘金叶国书’，自请裁撤僧录司，将全国寺院田产尽数归公，另请大汉派‘经学博士’百人，教化僧俗子弟习《孝经》《小学》。”
刘玉龙接过密报，看也不看，随手掷入香炉。金箔包裹的国书在炭火中蜷曲、发黑，最后化作一缕青烟，绕着殿梁盘旋一周，消散于夜色。
“告诉使者，”他声音平静无波，“暹罗国王既愿归心，朕甚慰之。然《孝经》不必教，先教他们识字——就教‘人’字。每人每日写满五百张，纸须用‘顺化郡公’印鉴盖过，写错一字，罚抄百遍。写满三年，若能默诵《千字文》全文者，赐‘良民帖’，准予在曼谷卫所农场购地十亩。”
小黄门叩首退下。
刘玉龙忽然问：“老挝残部，还在琅勃拉邦山里？”
岳世忠：“是。残部首领乃前琅勃拉邦王侄，名苏里亚，率众千余人，据守南乌江上游峡谷，倚仗瘴疠与悬崖栈道顽抗。然其粮秣已竭，近月劫掠暹罗边境村寨三十七次，掳走妇孺二百四十一人，尽数烹食。”
刘玉龙闭目片刻，再睁眼时瞳仁黑沉如古井：“传令云南都司，调‘瘴疠营’五百人，携‘百草膏’‘驱瘴丸’‘清肺散’各万剂，明日辰时出发。另令腾冲卫于南乌江支流‘虎跳涧’筑坝截流——不必筑高，只需壅水三日，令上游江湾积水腐臭。待瘴气最盛之刻，决坝放水，浊流裹尸顺江而下，直冲琅勃拉邦旧王城。”
他顿了顿，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弧度：“苏里亚若逃，必走‘鹰愁峡’。朕记得，那处悬崖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，崖下是南乌江最湍急的‘断魂滩’。着腾冲卫在峡口设‘招魂亭’一座，亭中悬铜铃九十九枚，风过则鸣。每有一具越境尸体漂至滩头，便由汉军士卒拾起，洗净裹白布，置亭中蒲团之上，取其左耳切片，浸入硝盐罐中。罐满之日，便是老挝残部覆灭之时。”
殿内再无人言语。烛火映着墙上一幅巨幅舆图——南洋半岛诸国疆界已被朱砂重新勾勒，线条粗重、歪斜，如同未愈合的伤口。越南与柬埔寨之间，朱砂线狠狠一划，将湄公河三角洲整块剜出，标作“扶南都指挥使司”。老挝北部山地则被墨线圈出，旁注小字：“并入越南都司，设‘镇蛮卫’‘靖夷所’‘抚化屯’。”
刘玉龙起身，缓步踱至舆图前，伸出食指，沿着红河一路向下，划过顺化、会安、嘉定，最终停在湄公河入海口一处新标红点上——那里写着四个小字：“扶南港”。
“沈侍郎，”他头也未回，“扶南港，要修多大的船坞？”
“回陛下，”沈砚声音沉稳如初，“按工部测算，扶南港水深浪稳，可泊万石海船百艘。臣拟建石砌船坞十二座，每坞长三百丈，宽六十丈，坞底铺青石，石隙灌熔铅。坞旁设锻铁坊三十六间，铸炮坊八间，硝磺库二十四座。另需征越南民夫三十万，分三年工期。”
“三十万？”刘玉龙轻笑，“不够。要四十万。告诉越南郡公，扶南港竣工之日，便是他进京陛见之时——他若敢迟到一日，朕便削其郡公爵，改封‘扶南港监工’，戴枷立于船坞正门，手持铁锤，专司砸铆钉。”
他指尖在“扶南港”三字上重重一点，朱砂颜料簌簌剥落，露出底下早已蚀刻的旧字——那是前朝地图上标注的“真腊故港”。
夜已深。紫宸殿外，更鼓声遥遥传来，一下，又一下，沉重如夯土筑墙。殿内烛火忽然齐齐一暗，仿佛被无形之手扼住咽喉。就在光亮将熄未熄的刹那，刘玉龙的身影被拉长、扭曲，投在巨大的南洋舆图上，恰好覆盖了整个柬埔寨——那片土地上，密密麻麻的民兵卫所标记，正随着烛影微微晃动，宛如无数只睁开的眼睛。